一、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新发展 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又获得不少新的成就。现存众多的遗迹为研究考查此一时期的成就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明清两朝在元大都基础上，对都城北京进行大规模修建，北京宫殿成为古代建筑艺术之范例。明清时期手工业商业相当发展，特别是太湖区域及沿海地区城镇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地区的特色日益显著。这一时期对外接触也日益频繁，建筑上各民族间风格技术的互相吸收与融合，中外之间的交流也推动了这一艺术领域的发展。 明代砖的生产量增大，并在建筑上大量使用。州城府县的城垣，甚至千余公里的长城，都用砖包砌。琉璃瓦生产的数量、质量、色彩、装饰也超越前代，建筑上的砖雕彩饰等亦日趋丰富，即使是朴素的民居也常在灰墙白壁及简朴的造型中取得雅素明净的艺术效果。 建筑 [详细...]

明、清是我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封建王朝。雕塑艺术的制作活动，在空前丰厚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上和不断改进的工艺技术条件下，首先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政治的、宗教的、精神的以及奢侈豪华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普遍地活跃起来。 明、清雕塑艺术中的陵墓雕刻与宗教雕塑，特别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产生的作品，尽管规模大，材料贵重，制作精细，但大都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只是一些小型的案头陈设雕塑和工艺品装饰雕刻，则有显著的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代表着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新成就。 在宫殿、府弟、庙宇及帝王、勋贵陵墓地面建筑的平面布局中占有特定地位和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圆雕，是明、清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这类作品在全国各地的遗存是难以计数的，而以北京及其附近的遗存最为集中。这类雕刻在各地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地方特色。山西太原崇善寺（明洪武辛 [详细...]

明清时代工艺美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商业的繁荣，都直接影响和推进着工艺美术的发展。 明清皇家对工艺美术的制作设立了专门机构，明代有内廷作坊，清代设造办处，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还没有织造衙门，聚集了不少能工巧匠，在制作上不计成本，务求精美，大量生产宫廷和官府需要的高级豪华工艺品。具有相当规模的私人手工业工厂和作坊也大量涌现，明代时景德镇瓷窑约三千座，其中民窑占多数。清乾隆时南京的织机多达三万台，工艺品产量不断增加，行销于国内外。为了竞争，在品种上更是“巧变百出，花色日新”。 明清工艺美术中相当数量的产品是适应皇室贵族和富有者的需要生产的。如：景德镇御窑生产的瓷器，明果园厂内廷作坊制作的雕漆、华丽的掐丝珐琅，江宁苏杭织造局的锦缎，造办处的精巧玲透的玉石、象牙雕刻 [详细...]

明清五百年间的美术有很大发展，取得了丰富而卓越的成就。 建筑艺术方面。北京城及其内外所有宫殿、坛庙、城垣、市区、园林的设计、建造，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使封建的政治、军事、宗教、起居、游赏等实用目的与丰富多采的艺术形式取得了高度完美的统一，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惊人智慧与伟大创造力。用砖石重修的万里长城，成为我们伟大中华各族人民团结御侮的巨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象征，被认为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全国各地的住宅建筑，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习惯的不同，创造了多种多样的风格。江南地区的园林建筑，尤具民族特色。 工艺美术中的染织、刺绣工艺，技艺有很大的提高，北京、苏州、杭州、长沙、成都等地，锦绣生产规模尤大，技艺尤精，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陶瓷生产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其他陶瓷产区，遍布 [详细...]

根据所能查阅的资料，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西医作家德·奥尼斯（De Onis ），1934年，他在《西医和西医语美洲诗选》一书中，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o）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随后，1938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一词，用以描述1875年以来的历史轮回。1942年，达德莱·费兹（D.Fitts）在《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到了50年代，“后现代主义”一词在西方出现的频率增多，如抒情诗人和散文家查尔斯·奥尔森在其文章中经常使用这个词，但未作明确的界定。进入60年代，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正式开始，美国诗人兰 [详细...]

五、观念艺术——后现代探索 如果说，波普艺术是后现代美术的征兆，那么，观念艺术就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征和。当然，更应该看到，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是联结在一起的，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 所谓观念艺术，亦称概念艺术，是一种主要强调思想、观念的艺术。在西方，观念艺术还有别的名称，如理想或思想艺术、思考艺术、形而上艺术、实体以外的艺术，还因为这种艺术特别强调行为和事物的过程与状态，又常常被称作状态艺术。关于观念艺术的兴起过程，美国的H·H·阿纳森、英国的N·斯坦戈斯、罗伯塔·史密斯等学者都作了分析。我国学者邵大箴也作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波普艺术是观念艺术较近的源头。50年代波普艺术的兴起，标志着达达思潮在新形势下的复述与发展。新达达、新写实主义，在试图 [详细...]

　“文革”后美术界的复苏，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全面拨乱返正之后开始的。 　　一．老一辈艺术家枯木逢春，焕发活力 　　美术界头号“右派”江丰复出，重新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继而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与此同时，莫朴也放下扫厕所的扫把，重返浙江美术学院领导岗位。老画家彦涵、高庄、冯法祀、王雪涛、叶恭绰、李宗津、李滨声、廖冰兄、王流秋、郑野夫、刘海粟、俞云阶、张怀江、丁聪等均曾被打为“右派”而平反，卸去了精神枷锁。一大批老艺术家相继复出，意味着美术体制已经回归到有序发展状态。而《美术研究》复刊、《美术》改刊、《世界美术》和《新美术》创刊，均表明美术体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运行。 　　老一辈美术家在特殊时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