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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唐人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唯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
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教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唯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近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
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贞观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后，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虽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故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邕必谕张庭珪以八分书书之，邕亦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颜氏（真卿），并以碑版隶、楷世传家学。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亦各名家，皆由沿习北法，始能自立。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托迹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汉、唐碑版之法盛，而钟鼎文字微；宋、元钟鼎之学兴，而字帖之风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趋流派，拟议金后，名家复起，其谁与归？
[评点]
作为又一篇鼓吹北碑的力作，阮元在本文中论述了北碑南帖的不同特点和南北书风的差异。刻石题匾必须用隶书，非隶不古；北派书家擅长碑榜之书，北碑中多隶意；后世碑版名家无不借鉴隶书，追踪北派，如此等等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要点。但读者的眼光不能就此而止。阮元尊隶崇碑不是在强调它们的功用，而是在表明自己的审美观点。他之所以尊隶是因为隶有古法，之所以尊碑是因为碑版之书“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南帖飘逸妮媚之美不足贵，题署碑版古意盎然，气势雄强值得推崇，这才是蕴含于字里行间的作者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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