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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统治和阶级严格划分的历史时代中，雕塑、建筑和工艺制作者，同样被认为是“工匠”而刁；予重视，以致留名于美术史册者殊少。但这些无名者却不知付出了多少劳动代价，创造了卓越的艺术业绩。正是由于无名工匠们的创作实践，哺育和启发了一些社会地位高的知名雕刻家。中国历史上知名的雕塑家——东晋和南朝的戴逵及其子戴颐就是其中白勺代表人物。
关于戴氏的历史，《晋书·隐逸传》：“戴逵，字安道，谯郡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但其所以能在美术史上留名，是与绘画有关的。戴逵原来是以画佛像著名，并且据画史记载，他是一个士大夫文人画家，而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阶层的工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戴逵“幼有巧慧，聪悟博学，儿时常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小碑子……“为文而自镌之”。又说他“博学多才，好谈论，能鼓琴”。史载当代的贵族武陵王唏，有一次令人召他去为奏琴取乐，他当着使者将琴摔碎，说： “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又“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以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以避之”。这一方面说明他的艺术才能，另一方面说明他是不满于当代社会现实，并与上层统治者之间有着矛盾。
由于戴逵最初长于人物肖像画，对于刻划人物形象能“匠心别运”，由此进而雕造佛像，经过了刻苦的钻研，终于获得了特殊的成就。据传说，他曾经雕刻过高达丈六的无量寿佛及菩萨木像，一切多按照仪轨(佛教造像尺度及部位比例的规定)。但作成后形神呆板，缺乏生气，难以令观众起敬仰之心。他为了想把这像雕好，决定向群众请教，特将雕像公开展出，自己偷坐于帷幔中，仔细倾听观众的批评，虚心采纳了意见，如此经过反复的修改，终于使雕像获得出色的成功。这说明他能拜群众为师，他的艺术创作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
戴逵的长子戴勃，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次子戴颐接传了他父亲“巧而慧”的雕塑衣钵，并且也对当时的现实不满，不愿与世俗合流。《宋书·隐逸传》：“戴颐字仲若……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颐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颐问之，颐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说明当时京都著名的瓦官寺新造大佛像，观众多认为是面部瘦削，以致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庄严神貌，但按照造像的尺度比例，难以使面部改胖，请教于戴颐后，他能立即发现面瘦非问题的征结，削去过于宽肥的臂胛即可解决难题，他这种从整体看局部，能发现整体比例是否适称的造型基本法则，一抬手而点铁成金的敏锐观察力，在一千五、六百年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戴逵、戴颐父子，对于我国美术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尤以对于雕塑和绘画的创作准则，由于他们是两者兼长的，所以能将两者的特点——形体与色彩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完美的造型艺术表现形式，即我国雕塑中的“绘塑”(塑像加彩，也称“妆銮”)。中国佛教造像的“绘塑”遗作，现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是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的十六国和北朝的佛教塑像，这些与戴氏父子近于同一时期的制作，想来多少也是受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戴氏父子的才能还是多方面的，凡石雕、木雕、泥塑、铜铸和夹营漆像，无不兼长，可以想见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塑像、雕像成就，都会直接或间接与他们有关。
关于戴氏父子的生卒年代，只知戴逵卒于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生年不详。其子戴顒生于太元三年，卒于宋元嘉十八年(378—441)。
在南北朝时代，继戴氏父子而成名的雕塑家，根据史料的记载①，尚有：
俞祐，亦称僧祐(445—518)，南朝齐梁间人，以善雕巨大的石雕著称。曾因制作南明山(浙江剡县)宝相寺弥勒大龛像而得以留名后世。
司马达，南朝梁国人，于梁武帝普通三年(522)东渡，曾将中国造像术介绍到日本，成为日本佛教造像的鼻祖，因而在日本雕塑史上特别著名。
雷卑(480—?)，南朝齐国名匠，据传说，他的雕塑技术为戴氏父子以后第一人。所作释迦像，受到当代学者沈约的欣赏，并为作造像铭。
释法悦，南朝人，以善铸铜像著名。传说曾铸丈六铜像，技术甚高。
陆定，北朝北魏海州人。长石雕，以造小型造像得名。
蒋少游，北魏人、擅长雕刻装饰及建筑设计。
李雅，北魏后期名匠，因制作河南嵩山少林寺十三尊像而留名。
张岫，东魏人。遗作有武定四年(546)制作的“日光佛”，现存河南安阳宝山大留圣窟中。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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