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研讨会综述

2010年6月12日，中国国家画院在永兴花园饭店会议厅隆重举行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理论家以及主管部门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议，他们是：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解永全，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江舟，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安远远，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许钦松，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美协主席马国强，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高云，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宋源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广军，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李宝林，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院部委员马振声，著名理论家李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树声，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刘曦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陕西省画院一级美术师郭全忠，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顾森，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一级美术师张培成，陕西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崔振宽，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力忠，著名批评家邓平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院研究部主任赵建成，著名画家王迎春，著名画家朱理存，北京画院副院长袁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吕品田，《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郭北平，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赵奇，广东省美协副主席郭润文，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刘进安，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贺昆，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潘天寿美术馆馆长高天民，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主任邹跃进，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何加林，广东画院副院长林永康，陕西省画院副院长邢庆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林木，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梅墨生，北京画院研究员王志纯，中国国家画院信息交流中心负责人纪连彬，著名艺术评论家傅京生，《美术观察》杂志副主编赵权利，以及中国国家画院的多位画家和各媒体记者共百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作为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的重头戏，研讨会就“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的当下意义、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美术主体的建构、如何理解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中国风格和时代标准、中国当代美术的海外推广策略、中国写意精神的当代性价值等五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阐述各自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与会专家积极地为中国美术的繁荣、发展和推广建言献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诸迪：我们的政府是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大的文化背景上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基本共识。还有一个共识是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两点共识，政府、社会都有普遍的认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所处的环境和发展的形势还很复杂和严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间的文化竞争在加剧，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全球化在扩大人类的文化视野、凸显文化的整体精神、创作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增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的同时，对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也在日益显现。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正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就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创造，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精神，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这是大的文化背景。联系到当前的美术工作有两个核心任务，在“二为”的方向下，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一手抓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多出精品；一手抓普及和提高，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和审美素质。当下中国美术总体呈现出一种更加开放和多元发展的趋势，美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也在增强，美术生态也更加丰富多样，活跃的艺术市场也为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当代艺术也体现出很强的文化上的被动性和不成熟性。所以，我们要在大力提倡、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更加开放、主动，以学术性的姿态来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在认真总结梳理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倡导艺术工作者追求文化的自觉，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在新的语境里构建中国艺术的评价体系，使之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主流追求，这是推动社会主义美术事业发展、繁荣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对中国优秀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也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重新建构民族精神的必然需求，更是中国美术所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这次展览有两方面的特点：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广泛性、代表性。因为政府主办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美术展览，要更广泛地团结艺术家来参与到美术事业的发展当中来，必然对展览组织机制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即组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艺术委员会，采取了地方组织推荐和专家委员会提名相结合的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体现出这个时代最具全面性的一个创作成果，这是对中国美术展览机制的一个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就是主题。这个主题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理解，从主办者的角度，我们是力图展现在构建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当下探索下取得的一些成果，倡导它在纵向中体现出历史传承的本质，在横向上体现出当代探索多样化的格局，所以使这次展览的主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以后三年一届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如何能够在这个主题上体现出它的学术价值，这是研讨会需要探讨的重要内容和议题，这将对美术创作的繁荣，产生积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杨晓阳：首先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中国国家画院在文化部领导的直接关心和亲自指导下，使整个展览得以全程顺利进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文化代表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世界上的地位，政府非常重视，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曾经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影响了世界，但是文化跟经济的地位却不相匹配。现阶段，中央和政府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对于文化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有力的支持，这次大展应该就是国家文化战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组织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中国风格的、代表这个时代中国声音的美术展览，是我们的任务。

　　展览主题定为“中国风格·时代丹青”，主导思想非常明确，就像文化部领导要求的，即把这次展览办成中国的最高水准。在筹备的过程中，蔡武部长、欧阳坚副部长、王文章副部长等都非常关心这个展览，王文章副部长多次亲自到画院来组织各个方面的专家、职能部门进行研讨，最后把主题定成“中国风格·时代丹青”，保证了展览得以顺利、成功的举办。董伟司长和诸迪司长两位领导全程给予具体的指导。安远远处长更是每一个环节都仔细地把关。其中有一些细节，现在可以给大家透露：遴选中每一票的计算，安处长都是仔细地亲自操作。主管部门的重视、领导和直接参与，保证了展览程序的完整、严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漏洞。

　　这次展览的机制是一个创新，具体讲即推荐和选拔是将选人和选画相结合，全面推出老中青三代画家。比如全国美展要逐级地从下往上选，这次展览不同，是从上往下选。对于中老年的画家，采用推荐人的方式，认人不认画，就是选定这个人，他自己的画完全自己作主，不再进行评选。对于以往各种大展所覆盖的中青年画家则认画不认人，不管你是谁，只评画不评人。这两个办法的结合，是对以往各种大展机制上的一个弥补，弥补了大展却没有大师参与这样的遗憾。操作的计划从一开始制定就比较严密，操作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格的监控，有秩序地进行，避免了一些细节的漏洞。以后该项展览将会三年一届进入国家艺术节，成为中国美术展览的一个最高品牌。

　　本次展览共326幅国油版作品，在补充雕塑、书法和民间艺术之后，即将变成6个展览，进而进行海外推广。从下半年开始逐渐地进入海外推广工程，向中国在海外的12个文化中心进行推广，6个展览先覆盖12个文化中心，将会形成72个展览。这72个展览展完以后再向新建的文化中心继续推广，或许还有一些没有文化中心的地方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向外运作，以后将会形成一个品牌，形成一个惯例。首先是三年一届的国家艺术节美术项目，另外是向海外推广这6个展览不断的循环。

　　这次展览以三代同堂展出为特色，展现了大师、大家和大手笔，真正体现了“一人一品”。由于大家和大师这两个级别是选人不选画，所以每一个被选中的艺术家有充分的自由，他的画法、他的风格、他的尺寸，完全自己作主，所以展示了每一个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了每一个人轻松的创作状态，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写意精神。

　　在文化部各级领导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国家画院作为展览的承办单位，也经受了一次锻炼。经过此次展览，国家画院受到了一次检阅，受到了一次锻炼，作为文化部的直属单位，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画院进一步操作各项美术活动的起步和开始。蔡武部长要求国家画院做大做强；王文章副部长要求国家画院加强管理、加强学术；欧阳副部长要求国家画院要做到代表中国美术最高水准、做到对美术专业的全领域、全覆盖，要代表文化部制定标准，确定规则，引领和导向中国美术。做成这样一个最高学术机构，在若干年之内要下最大的气力，要下最大的决心，要动员全国美术界和全国美术家支持国家画院，大家共同来打造一个这样的品牌。文化部要求国家画院对外代表中国、对内代表国家，国家画院应该办成全国美术界和美术家的一个家园，从国家任务的角度看，国家画院应该作为全国美术家和美术界的一个秘书处，我们是为大家服务，我们是打造一个平台，把这个平台提供给全国美术界和美术家，国家画院是美术家之家。

　　国家画院按照文化部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画院的职责和任务，即创作、研究、教学、收藏、普及和交流，这是我们的五大功能。国家画院在近期要启动的五项工作是：第一，要聘一批大家，就是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面要向前走一步，国家画院实行聘任制，应该把全国最高水平的画家全部聘成国家画院的画家。第二，是要改造硬件，盖一批画室。一方面国家画院在扩建，文化部、国家发改委都在支持国家画院扩大地盘，扩大硬件，扩大画室；另一方面我们和社会力量结合，17号在天津的蓟县要破土动工一个创作基地奠基仪式，这个创作基地大约120亩，现在的设计构思已经完成。这个基地最大特色就是画室大，其中有4个大画室和若干个小画室，共约3万平方米。基地设在天津蓟县的蟠龙谷，这是一个5A级风景区，将提供给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艺术家来这里创作。第二个基地是圆明园的正觉寺，即将于10月份进驻。这个正觉寺是圆明园所有建筑中唯一按照原图纸复建的，在10月份建成以后即交付国家画院使用。这两个绘画基地是我们跟社会力量及其他单位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改造硬件方面，比国家体制内扩建先走出了一步。第三是中国美术发展工程，第四是中国美术海外推广工程。这两个工程我们经过半年的酝酿和制定，已经列为文化部2010年的重点工程，蔡武部长对这两个工程非常地重视，中国美术发展工程将有一系列的大活动，本次展览是第一个动作，它后面还有相应的，比如说“口述历史”，去年是建国六十周年，所以我们不分专业地对老艺术家从上往下选六十位，全方位地抢救他们的资料，有录像，有录音，有照片，有艺术家生活过的所有的环境的记录，还有他的家属、学生、子女对他的介绍表述。还有一个叫“南北对话”，比如从吴冠中先生94岁往下数60位，这60位数下来可能还在80岁以上。以秦岭为界，南方、北方各选30位在这个年龄段最有成就的、各个专业的艺术家进行对比。90岁到60岁中间的艺术家用这两个活动覆盖。第三个活动叫“新中国美术家”。60岁以内的美术家，以省为单位，每一个省选10-15人不分专业来进行展览，全国覆盖一遍，最后，在全国30多个省市展览结束以后，推出10-20位各个专业最有成就的新中国美术家。类似这样的活动在中国美术发展工程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非常普及的一些活动，像“家庭美术馆”，选世界100个美术家，选中国100个美术家，就是通史性的，用最短的时间，用录像、网络或者其他一些最简便的方式向全民普及美术。半个小时就能把世界美术史浏览一遍，半个小时就能把中国美术史浏览一遍，这是最基础的版本。再升级，是一个小时，再升级可能是三个小时，以这样的方式向全民普及美术，类似这样的活动在中国美术发展工程里面还有很多，这是很丰富、很庞大的一个系统。

　　中国美术海外推广工程中的展览将发展成6个展览，这6个展览向72个文化中心普及，这算是海外推广工程的一项。再者，组织全国的理论家翻译中国画论经典向世界去普及，还要复制中国历史上的名画向海外赠送，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在海外推广工程里面也很庞大、复杂。这两大工程国家都非常支持，可能要进行10年-20年，现在处于启动阶段，但这些工程的进行都非常顺利。

　　国家画院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收藏。每年有两部分收藏，一部分是国家画院的画家每年要留下精品给画院，给国家留下固定资产；另一方面是国家不断地增加收藏经费，向全国的名家不断地征集作品。

　　通过这次展览，国家画院增强了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文化部正确领导下，在全国美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把国家画院办成中国美术发展的一个策划地，办成全国美术界的画家之家，为全国美术家提供一个创作发挥的平台。同时，这次展览还要感谢广东政府、广东的美术界、广东美协以及广州画院在操作过程中给予的具体配合，展览的成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大展体现了全国上下在政府的领导下，把中国美术向中国风格、中国标准、中国气派方向发展的一种强烈愿望。

　　这个展览如果想成为三年一届的品牌进入国家艺术节，还需要大家进一步献计献策，希望大家进一步参与进来。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不足，比如时间紧，了解情况还不够全面，还有一些好的画家在遴选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提名，也可能还有一些不够理想的画家进入了大名单之内，也可能还有一些艺术家虽然被提名了，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画展的重要性，没有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希望大家在研讨会的过程中或者在会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在接下来的研讨会上，请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艺术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

　　范迪安：在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结束之后，由展览组委会，特别是承办单位——中国国家画院召集大型的学术研讨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每一次大型的全国性美术展览，及时地总结组织经验，进一步回顾和思考学术主题的现实性、有效性，对推动整个中国美术的展览、研究、传播、交流等系统工程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会议上探讨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的学术共享、学术主题和组织机制、实施办法，是中国美术界优秀的传统。美术家、理论家们都十分看重美术的中国形象，都十分看重美术发展的时代形象，都十分看重美术创作与研究中的人文精神，这是从社会主义阶段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美术界的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是与时俱进的，它保持了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艺术家一以贯之的优秀文化责任，同时又是着眼于不同的文化条件、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来做思考和探索。

　　一个方面，这次在中国艺术节里面的美术作品展较之往届艺术节的美术活动，不仅是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文化部对中国艺术节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面向社会、面向人民、面向世界的一种新的姿态。国家画院承办这个展览，一方面依托高水平的艺术委员会；另一方面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把很多环节都尽可能进行科学的考虑和精心地筹备，使艺术节中的美术活动成为一个新的亮点，使美术界的同志们精神振奋，更为美术在这个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生活，提供了新的范例。

　　中国美术在社会变革和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它的繁荣毫无疑问。普遍的水平、特点，大家都感同身受，但如何在普遍繁荣，水平普遍提高，社会有广泛需求的形势下做出一个精品的平台，做出一个高层次的、具有文化思想引领性的展览项目，就要调整以往组织观念，而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依托艺委会、依托国家画院所付出的努力。

　　第二个方面，展览向我们提出了学术的课题，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美术主体的建构和如何理解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中国风格与时代标准尤为重要，这确实很好地思考了中国美术现在面临的文化情境和新的文化任务。主体性的意识首先是要提倡的，应真正站在一种建构性的姿态上来进行主体建设。

　　王明明：此次展览是我们当代艺术家的一个高水准展览，这个展览所选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展览画的，也不是为了参赛而画的，是艺术家自己特别想画的、愿意画的，这个展览的价值就是我们拿出了自己的高水平的作品。在整个展览的操作过程中，国家画院付出了很大的苦心，对每一个作者都认真地去约稿，这也是展览作品高质量和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此次展览，我觉得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对传统我们总是采取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我所接触的那些老先生，他们对中国的艺术从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只是觉得自己创作得不够好，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反思。展览就是应该有明确的目标，有明确的群体，有明确的主旨，有明确需要达到的目的。艺术是什么？是通过一种心灵的创造去打动所有的人。我曾接触过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对齐白石推崇备至，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只有我们做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身独立的艺术体系。

　　卢禹舜：这次展览最主要的特点是规格高、体制新、规模大、影响深，同时这个展览也承担起代表中国、代表时代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任务，是一次美术盛会。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四位一体同步发展，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志。而美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部第九届艺术节期间推出了这样一个大型展览，更有其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风格”是美术的国家形象，体现了主流文化在当下创作上的指导意义，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在美术创作中具有主导作用，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在当代传承创新发展中纵向延伸为中国风格，有其历史意义；时代丹青是美术的时代形象，体现了画家关注时代，关注人生，关注生命的思索。倡导了贴近生活，贴近画家心灵的创作理念，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美好心灵，激励人心，感召社会，自觉用艺术形式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横向拓展了艺术形式，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做出贡献，有其现实意义。

　　解永全：中国画研究院成立于1981年，在2006年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2009年，中央编制办又为中国国家画院增编65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正式编制是128人，这几组数字和几个发展阶段，充分说明我们赶上了一个文化发展的机遇。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文化必然要受到重视，这个展览就是我们国家画院的任务之一。在今后的工作中，国家画院作为国家实施文化职能的一个机构和平台，会更加详细、圆满地把工作做好。当然，这也离不开全国各地文化机构及艺术家同仁们的大力支持。

　　张江舟：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媒体反映积极，参观人数众多，这得益于艺术委员会各位专家的努力、评选机制的创新性、国家画院的全力投入，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全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展览的作品质量。

　　鲜明的主题对提升展览学术质量，扩大展览的影响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风格是本届展览的主题，更是当下中国美术创作的主题，也是豪迈的主题，体现了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回归，是当代美术发展历程中对民族立场、国家意识的一种自觉选择，体现了一个东方大国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传统的尊重。中国风格同时也是一个沉重的主题，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画改造、“文革”十年对传统的破坏、改革开放之后的全盘西化思潮等，纵观中国美术现状，能代表古老东方大国的当代国家艺术形象只能在经典作品中能找到。中国绘画所呈现的价值判断有高下、雅俗之分。古人有24画品，24种审美形态有浑厚、高古、冲淡等等，没有血腥的、扭曲的、萎靡的、不健康的精神形态，这是中国绘画的优秀品质。中国风格是对具有中华文化精神机制、鲜活时代特征的美术创作形态的一种倡导，是一种接续中华文化文脉的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形象一定在这种建构中逐渐清晰、明亮起来。中国风格是今后中国美术创作的主题，它的历史贡献会随着中国当代美术历史进程显示其深刻的文化价值。

邵大箴：首先，我参加了展览的评选工作，认为这次评选工作与全国美展不同之处在于更充分地展示了全国各个年龄段以及在各方面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作品。因为全国美展恢复以后，很多老艺术家由于自己是评委，作品就不拿来参评，而此次展览在这方面做了弥补，这种评选工作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其次，这次参展的作品大多是最近几年的新作品，这个经验值得注意。全国美展要发现新人，涌现出来新作品，从而显示他们的面貌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有些不是在全国性美展上出现的优秀作品，而是在个展或者一些局部的展览以及某些主题性的展览上出现的优秀作品，往往被全国美展忽略掉，这值得我们注意。当然，以前已经得过奖或者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再拿来在艺术节上展览，或者在全国美展上展出，这也不需要。这次强调的主题是“中国风格·时代丹青”，这非常重要。艺术要反映我们的时代、反映我们的中国形象，但是反映中国的民族形象、中国国家的形象，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不要把它成为一种说服艺术家提供作品或者进行创作的束缚。口号是整体口号，总的要求是这个，不是每件作品都要体现国家形象，这个很重要，假如产生误解，可能会束缚艺术家的创作手脚。体现我们国家民族的形象，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不需要刻意地去创造，这一点在宣传、解释时要注意。

　　本次展览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到了反映中国的风格及时代的特点，这点做得比较好，但是更全面地反映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崇高、平和以及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和谐共处的、幽默的、淡定的情绪和气氛，还需要努力。轻松里面有严肃，平淡里面有庄重，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办这个展览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大小小各种艺术门类都有就很杂，但是没有诸如连环画、漫画、民间美术等小品种也是个缺憾，所以将来在下一届艺术节举办全国美展的时候要考虑到。

　　杨力舟：这个展览获得圆满成功和巨大反响，应该庆贺，也值得总结经验。我们感谢文化部领导和中国国家画院、广东省政府、广东省美术界的共同努力。“中国风格·时代丹青”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和永远的命题。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艺术作品，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环境不同，艺术家独有的认知与感情不同，自然产生不同的文化遗存。不管它的变化有多大，但是中国的文化品格，民族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审美表征是一脉传承的。该展体现了这一特色。具有定位明确、程序完善、浓缩精品、特邀大家的指导思想，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命脉，集60年来的老中青名家，济济一堂，其作品体现了国画、油画、版画各自的艺术特征和多种艺术风格，其多种审美功能的竞现，使过去那种以教化功能为主要倾向的官办展风不复存在，新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个人风格的壮貌和高水平，代表了中国画坛这一时期的繁荣和谐景象。观摩大展后，令人感奋。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部主管表演艺术（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等），文化部和中国美协合作筹办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但是承办以美协为主。所以在举办中国艺术节之初，并没有考虑美术。经过争取，在第一届艺术节里增加民间美术展览，推出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后来，文化部以全国的重点画院举办美术展览，延续至今日。中国艺术节举办第九届时，文化部在近年各种大展的基础上，成功举办“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政府的中心工作纳入美术，举办美术大展已成定局，而由中国国家画院来承办，其定位、模式、操作规程、组织办法、办展机制都臻于成熟，为今后艺术节中的美术展览，开辟了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意义旨在里程碑性。

　　艺术节的美术展览和全国美展，互为补充，又各自分工。我认为两者均有美好的前景而必得双赢。全国美展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参展的画家十分广泛。那时刚刚经过“文革”浩劫，老画家纷纷亮相，在第五届、第六届美展中占据很大比例。到七届、八届美展之后，老画家逐步退出，以中青年画家成为主力，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老画家回避竞争性，不与年轻画家争锋可谓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美展逐步年轻化，同时画种越来越多，从过去的国、油、版、雕、年、连、宣增加到数十个种类，所以竞争性和年轻画家为主力，则成为全国美展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客观发展的必然。艺术节的美展全面关照美术家队伍，集老中青画家于一堂，画种的选择与学术的定夺，可以灵活配置，并且随中国艺术节的内容和举办地的区域状况来确定主题、展出画种和规模大小，这又是中国艺术节的特色。两个美展各自发挥优势，都离不了政府的支持和指导，都离不了各美术团体、艺术院校、各美术馆、画院的支持和参与，最终要靠全国艺术家的刻苦努力，创作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所以大家共同协作，使中国艺术节美展和全国美展的宏业定会兴盛，深入人心。

　　第九届艺术节美展的圆满结束，也证实了国家画院的实力和开拓精神，以及巨大的潜力。团结四面八方，做事做好做强，也是杨晓阳院长的夙愿，我们深信，今后的艺术节美展会好上加好。

　　袁运甫：此次展览的组织工作，从部长到副部长，阵容强大，说明领导的高度重视，新闻界不断采访、报道，可见中国国家画院的组织工作非常细致。看到美展中这些优秀作品，我认为都非常有分量，能够代表“中国风格·时代丹青”的主旨和方向。拿到任何国家来看，都是非常优秀的一批艺术作品。把这些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展示，正显示出中国美术界壮大的力量。把一些优秀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欣赏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美术收藏有很大的领域可以开展。我们需要很好地从理论上给予支持，使这些年轻画家能够得到一种更好地展示他们才华的机会。对美术工作的推进，现在能够找到一种方向，而且很有成效，能够鼓舞人，使人有一种竞争意识和推进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展览，也是我们搞艺术节的一个最初宗旨，此次美术展览的成功便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艺术创作应当一浪比一浪更高，这才有一个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点已经有一种很好的基础，这个基础要珍惜。

　　刘曦林：展览策划的思路、创新的思考，以及艺术作品的质量，是成功的，这次展览的突破不仅在策划形式上，而且还提出了鲜明的主题“中国风格·时代丹青”。这里有非常明确的国家意识、精英意识和导向意识。如果每三年举办一次都以这八个字为主题的展览，可能影响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但是它的涉及内容，近似于过去提倡的民族风格、时代精神这些字眼。风格被赋予了国家概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标准，应该和整体的文艺方针以及“二为”、“双百”之类的各种主旋律和多样化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时代丹青”命题和这个也是呼应的。在文学艺术评论当中艺术特色可能和国家、民族这些宏观的形象能比较吻合，但是我觉得在强调国家特色、国家意识的时候，还要认真地尊重艺术规律。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更体现艺术家的个性，希望找到一个比较新鲜的词汇与国家形象、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衔接起来。中国过去有很多教训，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有，当强调某一个方面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强调了内容忽视了形式，强调了形式忽视了内容，强调了国家忽视了个体。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发展的时期，当国家特别重视艺术的时候，作为学人，作为艺术家，自身还要有一个清醒的学术头脑，有个清醒的学术意识，对一些概念、词汇、说法，希望更加沉着、冷静。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积累，需要一大批人甚至一代代人潜心致学。

　薛永年：以美术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从来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美术家所重视。当前举世瞩目的事实是中国的崛起，崛起的背景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要把发展中的大国建设成发达的强国，文化建设及其海外传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美术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已经到来的读图时代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性。支撑中国美术的中华文化，是一种讲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的文化，是一种重视与异质文化沟通又和而不同的文化。中国的美术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承传性，又有时代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是文化建设成果的输出，是友善的彼此沟通。中华文化具有普世价值。上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向西方寻求真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接受甚至超过了对本民族问题的深知与继承。美术方面也不例外，因此规划实施中国美术的海外推广，从文化上思考，要想达到预期目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固本，充分认知传统并加以现代整合。因此从根本上看中国美术对外传播要以传承文脉建设为基础，甚至也可以说通过抓外事，而推动文化建设。中国美术的海外传播，不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反映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包括环保的划时代发展，而且又要反映中国的民族精神风貌，特别是贯穿中国美术和谐观念，中国美术提升精神，实现物我合一的写意精神。这些中国文化的精粹具有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凭借这些基因，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就增加了厚度，而搞好并精选高质量的创作，是对外传播的前提。今天，搞中国美术海外推广仍然是这样的，是以中国的和谐文化诉诸外国人的灵魂，也要正视，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对当前中国美术海外推广有人强调中国跨文化语境，有人强调中国文化的身份。强调民族文化身份必须注意一个前提，就是近百年优良传统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相当程度上与创作疏离，因此要特别提倡“中国风格”与“时代丹青”的统一，并在对外推广中采取“传统经典与当代力作的结合”，把中国当代美术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贯穿起来，而不是割裂传统。

　　古代中国不但是世界上的大国，而且是强国，早有对外传播并影响深远，外国朋友相对比较熟悉和推崇。近代中国美术的传播受到国力的影响，尚未得到外国观众的广泛重视。1933年，徐悲鸿策划中国美术欧洲展览的作品就既有现代中国绘画的200余件，又有古代绘画50余幅，让外国人看到中国美术的发展，近年我国对外文物美术展览古与今是分离的，其实可以合并进行，徐悲鸿经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未必过时。要体现软实力，就要保证文化的含量和艺术的质量，需要聘德才兼备的学者，充分体现学术性，避免评选的行政化和人事纠缠。

　　重视中国美术海外传播的跨文化语境也有一个要点，就是艺术形式的包容，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立，对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人文关怀。在美术品种上，应该优先考虑最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书画，同时，给予中国风格的油画和版画等引进品种以应有的地位。中国美术海外推广不仅是举办美展，还应该有辅之而行的讲学。同时，组织海外写生工作和海外展览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写生近百年来已经具有中国化，赴外国写生既可以展现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各品种写生功夫的优势，又便于各国朋友接受，还可以在写生过程中接触广大的国外受众，发挥中华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外推广中国美术是一个综合工程，而对外美术教育是其中的基础工程，从长远考虑培养广大热爱中华文化和中国美术的外国年轻朋友，扩大有中国奖学金支持的留学生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重点赞助其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这一任务势必主要由艺术院校承担，但同时由中国国家画院和地方画院以开办短期班等形式应该是可行的。

　　许钦松：画展在广州举办，对当地美术创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在华南地区特别是港澳台也有很多的画家来参观。希望以后多一点这样的机会到广东，对推动广东当地美术创作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促进。

　　马国强：在当下的美术创作中，“两风”令人堪忧，“两风”跟目前展览机制的导向有关系，影响到中国画本体语言的探求和发展。这“两风”一个是“制作风”，它影响了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而另一个就是盲目追求大，这两种风气如不能尽快遏制，将极大地制约中国美术的发展。　

　　高云：相对于舞台艺术而言，当下对视觉艺术的关注，此次展览首先体现出复位的意义，美术展览首次进入国家级艺术节，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第二是补位的意义。此次展览对全国美展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因为全国美展是海选，这次画展是举荐和提名。第三个意义，就是“中国风格·时代丹青”，这体现出一种正大气象和国家气派，或者是一种国家标准、国家导向，这个意义将会慢慢地呈现。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展览的意义可能会更大地显现出来。我建议，这个展览不仅要连续地办下去，而且下一届就应该评出文华奖，在我们地方各省市，对文华奖还是非常重视的。

　　当然，在艺术创作上，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尤其在中国画创作上，我把它归纳为“四化”：第一是西化，第二是制作化，第三是照片化，第四是空泛化，这就造成我们艺术创作的作品没有精神内涵，这种不好的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潘鲁生：这个展览如何能体现出与其他同类型、同级别展览的区别，是这个展览能否持续、良好发展的关键。至于此次展览的主题“中国风格·时代丹青”，我想，只有突出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风格，才能真正地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广军：参加这次展览的评选工作，体会很深的就是从上向下邀请机制，这办法挺好，但执行时发现这种选择很困难，因为在中国做版画的画家很多，入选数量又是有限。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版画家就有一个比较冷静的思考，一个是逐渐摆脱了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约束。后来都说版画被边缘化了，这个边缘化对版画事业的发展来讲是很好的事。我们边缘了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现在又在边缘着不正常的市场，这就给版画创造了一个条件，我们能够沉下心来好好在版画艺术本体上下更多工夫，使我们作品的质量有所提高。

过去我们的创作，主要是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由内容决定形式，这在我们与国外艺术家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发现，我们的很多创作缺乏个人风格。中国风格的整体形成，应该是由我们许多许多的个人风格综合起来，当这些个体的风格很强，而且这样的艺术家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风格自然就会形成。　　
　陈醉：构建我们价值体系，第一个就是我们民族精神一定要有；第二个体现我们文化传统；第三要体现我们民族的审美理想；第四个体现艺术自身发展规律。

　　艺术创作应该尊重人性，这个很重要。以前艺术创作不敢谈人性论，因为这是被批判的。现在能够把人性、人文关怀提升到国家的文化政策之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对外交流的策略。现在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多，必须要摒弃原来那种僵化的手段。另外还得考虑知己知彼，要不断提高我们的修养，提高我们的文化层次。　　

　　李松：这次活动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跟全国美展这样一些大展怎么样分工？怎么样互补？这些问题还是值得研究的。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在限定的时间范围内，从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中选优，使得每次展览都能够有经典作品。前些年，特别是“文革”以前的一些展览，有一两幅作品让人们永远记住了那次活动。希望以后全国性的大展最好能有特别闪光的精品出现。

　　第二点意见，建议能够收集、保存代表性的画家经典性作品的有关文献资料。像去年举办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展览，它就有一个展厅，专门展出画家的创作过程的草稿。画家的手稿、书信或者其他的材料，需要抢救。

　　第三点意见，重大的美术活动最好能够鼓励相应的一些专题研究，也可以纳入到学校的研究生论文选题。

　　第四点意见，建议能够打破画种的局限，有些小的画种它有大制作，也有高水平的作品。像有些连环画和漫画，篇幅很小，将来把它们纳入到展览范围内是很必要的。

　　第五点意见，讲到制作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就是中国画创作的技艺性是非常强的，有些前人的作品制作性很强，但是并不妨碍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

　　吕品田：这个展览和前不久刚刚圆满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及全国美展这样的制度性展览一样，都是依托国家力量的支持，进行核心美术价值体系建设的重大社会实践。在全球化语境当中，中国当代美术主体的建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术主体没有具体的界定，就我的理解，美术主体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一个是作品。从人这个角度来说，主体建设实际上就是人的建设，人的建设就是思想认识，其中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意识包括对于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审美理想、审美方式以及审美意识的表达、表现手段，包括审美方面的种种问题。在文化自觉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一种核心价值的认同，人的建设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文化自觉问题。从作品的角度来看，对于美术的认识需要拓展，需要超越这一百年来关于美术的一些认识上的定论。这一百年来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在学习，也在借鉴，以至于形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定的美术观。在一个全球化语境当中，我们的美术观要在面向未来这样一个前提下进行一些调整，对于什么是美术？什么叫美术作品？需要拓展我们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风格问题实际上是人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去指定什么东西叫中国风格，我想只要怀有中国心，怀有对中华文化深切自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就是中国风格，这个东西不必要刻意地指定、打造。时代标准是值得讨论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多元的时代，标准的本质是一元的，在这个时代如果说对于一个价值没有一种一元共识的话，这个标准是不可以建立的。

　　关于中国当代美术海外推广策略，也需要警惕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够沿袭现代主义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去进行我们的海外推广，我们要沿着中华文化的天下主义思维方式来进行我们的文化传播，所以我们在海外传播的时候应该展现的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一些普世价值的认识。欧洲人会强调他们对人类社会认识的一种普世价值观，我们今天也要强调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一些普世价值观。

　　关于中国写意精神的当代性价值问题。写意精神就是写意精神，写意精神对于中华文化的审美传统、审美理想，或者说人文精神来说，它是一种永恒的价值，或者说就是一种不必要再去继续探讨的价值，没有现代性和当代性之分，因为写意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一种把握方式。
　林木：中国人心中的国际意识是很强的，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主体意识的讨论是很重要的。谈到对这个展览的看法，包括名家参展都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在觉悟，中国通过这次展览实际是在弘扬中国精神和民族自信，这个展览是整个文化界，也包括我们美术史上的一个转折。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建立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它有几个特征：第一应该以中国当代生活和当代中国体验为基础，来呈现中国真实的面貌；第二，它应该与西方的当代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体系性的区别；第三，它应该与中国传统艺术有明显的时代性差别，它应该表现我们今天的生活，表现我们今天的感受和体验。

　　杭间：对中国当代美术的海外推广策略，具体提十五点意见。第一点，我想中国当代美术海外推广策略涉及到推广和接受的问题。这里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这个问题现在说起来好像是不可调和，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要值得我们每一个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当中来思考。

　　第二点，价值观背后是一个文化，区域文化是各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背景和特点，表面上看来好像差异很多，但是这些是可以通过沟通来理解，所以区域化的问题可能是在推广的过程需要考虑的原则。

　　第三点，要做到文化的互相理解，需要新的思路，开放和包容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接受方。不同的地区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说我们跟欧洲国家，我们跟美洲国家，或者美洲国家里面的南美和北美，还有非洲，或者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国家，这种文化的互相理解，它应该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第四点，普世价值观的作品和表现一般人性的作品，可以考虑是推广的一个最初选择。在坚持普世的价值和表现一般人性作为一个初级推广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我们的特色，而不是像国内某些综合性面面俱到的展览。

　　第五点，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考虑采用策展人机制来操作。

　　第六点，按国际惯例操作的前提下，选择好的合作机构以及重要的展览场所是非常重要。

　　第七点，还应考虑主动在所在国家建立艺术交流中心，包括这个交流中心的房地产和经营等等，有一个完整的考虑。

　　第八点，是宣传和媒体发布，应该聘请所在国家的专家来担任这个顾问。

　　第九点，是不应忽略商业性高档画廊的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培育本土的、国际化的艺术经纪人非常重要。

　　第十点，是建议创办一本纯英文期刊，介绍中国当代艺术。

　　第十一点，是充分发挥外交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的作用。

　　第十二点，是建议与海外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主动向他们提供一些数据库，联合出版有关的研究著作，甚至建立专门资助所在国家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基金。

　　第十三点，是建议联合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来做推广活动。

　　第十四点，是重视双年展国家馆的内容设计。

　　第十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望我们产生并且会包装一批有世界影响的艺术家。

　　李树声：入选这次展览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这是建国以后人才培养的总检阅。国家要抓美术创作，要抓美术展览，重要的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年轻人如何少受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少受西方思潮的左右？是影响我们美术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王镛：这次展览是一个有明确文化诉求和学术指向的展览。中国风格应该是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和一种总体的审美追求。不是表面的技法，也不是单一的模式。从这次展览来看，中国风格体现在各种具体的风格方面，其中写实风格占的比重较大，特别是人物画。写意风格或者说是非写实风格的作品，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抽象风格的作品很少，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一个整体现状。写意精神是一种高度自由的创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应该是构成中国风格的核心。写意精神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东西，应该继承发扬，但是并不能因此偏废了写实，还是应该提倡多元的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标准，我只能谈个人的理解，形成共识在目前状况下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该充分发展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这种现代艺术不像“八五新潮”那样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简单模仿，而是要根据我们中国当代人的精神体验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当代艺术。我总结出来现代艺术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就是强化个性，一个是简化形式，这是当代艺术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

　　陶咏白：标准问题也是价值尺度问题，应该是多元的。价值标准是不能唯一的，在这样一个基本的人文、人性、人本的尺度上面，还应该有多元的尺度。今天已经进入了流动思维的时代，不能用定式思维看问题。本土是应该多元化的、开放的，本土也不是说就只一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还有，对80后、90后以及新人类们来说，我们理论界并不一定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对于这些中国艺术未来发展的希望，我们要很好的研究，在这次展览当中，这些年轻人太少，应该给他们一定的机会，让他们认清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

　　顾森：关于当代美术的海外推广策略，我有一些个人的建议。首先，是我们向他们推广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明确。提到向海外推广，实际上这个海外是很宽泛的，比如亚洲也是海外，非洲也是海外，欧洲也是海外。我们向海外推广不见得只是对先进的国家，我们要顾及到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向外面推荐中国的艺术，起码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书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间美术。其次，大家在向外推荐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索。　　
　赵力忠：通过此次展览，看完中国画、油画、版画三个画种，总体感觉版画成就最高。中国画和油画与版画比起来，艺术的纯洁度好像没那么高。当然，我不是指个人，而是从整体来说，这可能与版画自身发展的过程和情况有关。由此我得出结论，既然从事艺术事业，就要全身心地去投入，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平和能力。

　　崔振宽：水墨画如果有形式，有写意的精神，再有时代的风貌，总体上就形成了自己一个特点，这就是我对中国风格的理解。对画家来说当然不一定像理论家想的那么深，那么全面，虽然可能在理解上有些肤浅，但是从创作实践上来说，我感觉这样比较好理解，也便于操作。　　

　　郭全忠：这种展览给我们当代辛苦一辈子的画家，包括老画家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展示自己。三年后的展览，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着手筹办下一届展览，就像奥运会一样，有一个筹备的周期，包括展览的规划、展览的组织、作品的遴选等各个方面，这样准备的时间更充分，将会使展览更有代表性，使这个展览真正能代表、体现我们中国当代文化。

　　尚辉：中国风格或中国气派对于传统中国画，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中国美术来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中国美术是按照自身的规律自立地往前发展。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什么今天需要谈，甚至站在当下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毫无疑问，20世纪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渐渐地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学习其他民族优秀传统的时候，也放弃了自己民族的优秀品格、优秀传统和精神。20世纪以来我们的美术界精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很清醒的认识，比如说徐悲鸿谈到了改良中国画，“改良”二字实际上是用西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林风眠提出了“调和中西”，他也不完全是被西化的。谈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大家都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艺术在发展之中如何构建自身的体系。因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并不仅局限在传统之中，它不仅仅是要我们回到传统的原点，而是要思考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使之在当代有创新性的发展。中国风格或者中国气派，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政治上所谈到的中国特色。今天，中国的风格是古今中外的一次整合，是一次新的更高程度的整合。用中国特色来涵盖中国美术的价值观，或者由中国美术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才是比较完整的。

　　陈池瑜：现在谈中国风格，民族风格，它不是空洞的东西，它是有基础的。我们面对的传统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古代的，如汉唐，或者元明清，都是我们的传统，但是20世纪以来我们也有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传统，它是我们非常丰富的一个新的资源。打造中国美术的民族风格或者时代风格，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不可或缺的点。

　　邓平祥：就时代的特征和文化的自信力，我没有使用时代标准，因为我感觉这个标准如果作为研究归纳，它是可以谈标准的，但是作为国家体制的一个艺术的思想，我感觉不谈标准为好。因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什么谈自信力，不谈自信心呢？我认为从中国百年来的现实看，自信心谁都有，但就是没有自信力。你光有宏图大愿，没有与之匹配的力量也是徒劳的。

　　最近几年来谈制定标准或者建立自己评价体系这类文章有很多，这是出自于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还是出自一种自信力呢？这是可以探讨的。如果出于焦虑的话他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成分，如果他出自于一种自信力的话，他可能就会产生很多正面的创造力。另外，谈体制的文化标准，我认为要比较慎重，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教训太多了。我的观点是，现在正处于鼓励创作，鼓励多元化的历史阶段，艺术学本身的规范和文化法则我们不能混为一谈，谈学术都可以谈标准，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这叫做私立的标准，如果大家基于共同的评价体系的话，那就是公立标准了。

　　郑工：从油画或者中国画主体性来说，都存在一个异化问题，就是主体移位，如果没有移位，主体就没什么好谈。油画是西方来的，对我们中国当代来说，油画肯定存在一个移位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异化问题。中国画也是，本来它的主体不需要讨论的，但是在20世纪，因为它也存在异化问题，这就需要讨论了。这次优秀美术作品展跟全国美展进行比较，很明确的，这个展览有其自身的定位，包括它的体制和操作方式都与全国美展不同。由此我也想到，两个展览同样作为创作主体，它有一种什么样的差异？全国美展体现了主体的特殊性和特殊精神，这种特殊精神的表达就是个人必须出彩，而且要有很强烈的个人面目出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是非常强的。而此次展览是邀请作品，艺术家有一种自得的状态，他可以很自然地、自由地创作，个人手法能够得到显露。在场与出场状态，这两者不一样的。这个展览因为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个人手法自在的显露，它更容易倾向于个性化的表达，强调一种感受性，这是两个展览在主体性上的一些不同。

　　现在提出一个主体性的建构，什么是主体性的建构？主体性建构首先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体生命的主体，另一个是集群文化的主体。主体性的建构，不在于明确自我文化意识，也在于一种文化的决断，以及对存在的认定与选择。主体的存在是需要文化判断力的支撑或者一个价值的评判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就是核心价值观。

　　高天民：造型艺术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实际上比歌舞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深刻性和穿透力。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造型艺术几乎超越了所有其他的领域，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文化推广需要有环境、有条件，而文化传播更是要搞清一个理念问题。思维模式的影响、人文风俗的介绍、文化传统的推介、话语方式的改造、价值观的渗透，是我们做海外推广需要着重给予考虑的。

　邹跃进：今天要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美术的主体性，但我没用“当代”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当代美术有它特殊的含义。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影响西方或者超越西方，甚至是争夺话语权这样一种想法在其中。我们的谈话后面，都有一个强势的西方在作为我们谈话的参照，它以一种强烈的参照系在制约着我们每一句谈话和每一种想法。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主体性是什么呢？是中国的,是艺术家的，是艺术主体性的,还必须是当代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人画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但是它缺少的是时代性这样一个主体。水墨画是学习西方抽象和后现代美术的结果，它们又像油画一样在艺术的本体上缺乏主体性。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五个标准来衡量，会发现任何一种艺术的形态和位置都有它自身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否通过提一个标准，比如写意标准等等，这都是不可行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把中国美术看成一个竞技场，各种思想和观念相互来竞争。我个人的看法是以学术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从对西方的研究角度来看，西方之所以在今天有这样的话语权，实际上是它的学术研究的结果，所以后殖民主义在讲东方学的时候，说西方为什么能支配东方，不是因为它的枪和炮，而是因为它的学术研究。可见，学术研究所建构起来的一套话语系统，能成为一种文化支配另一种文化的权力。

　　傅京生：中国写意精神和当代性问题，不是一个理论推导的问题，现在对这个话题进行逻辑推演还不是时机，也没有条件，因为有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没有研究，这里有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向问题等等，但是这个话题是成立的。

　　写意精神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在逻辑推演中就会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写意精神有没有一个“核”在现当代画家的创造中生长？而这个“核”是什么？需要建构，进行现代性、当代性建构。在中国古代的写意精神中，这个“核”就是它的源语言，就是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在当代性的生长，首先要涉及到它的方向性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生态问题。我们发展到今天，国家现在面临着三个大的文化文脉来源：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第二个是西方当代文化的本土化；第三个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化。

　　郭润文：过去我们对美术主体的理解，四个字可以概括——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确定了一个主体的建构。但现在事实上是，你用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来建立一个主体建构是不行的。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反复在西方传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当代艺术主体的这种建构，如果还建立在我们体制内的情况下，就必须进行全面性的介绍和推广，让西方了解中国当前的艺术状态。

　　郭北平：油画学会成立之初提出16个字，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过时，当时提得非常有智慧，叫“真诚心态，多样探索，民族气魄，时代精神”。这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真诚心态，以此让我们作品更纯粹。

　　赵奇：在当今的艺术界，包括媒体宣传，几乎都是褒扬，没有批评。可能这些褒扬太多了，感觉没有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理论家的问题，因为作为画家本身，也不认为艺术理论对画家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仅看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