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悟：学院艺术家作品展》策展思路与当代意义 作者：于洋　

已经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趋“新”的百年，对于“新”的向往和追求已经渗入几代人的文化血液中。九十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新思潮与新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指引了其后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无论是20年代关于价值观的“科玄论战”，40年代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广泛讨论，还是80年代关于西方文化哲学的引进热潮，在美术界都有相应的促动与反映，这种“新”已然散布到意识、风格、媒材等各个层面。“新”意味着对于“现代”的探寻和对于传统的再认识，更意味着知识结构的更新、风格样式的探索与价值标准的嬗变。



　　于2009年6月6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的《天工开悟：学院艺术家作品展》的参加艺术家正是在趋“新”与“现代”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机构，都具有博士学位或相应的学院经历。但对于这一共性，我们并无意将“博士”作为一个噱头或招牌，而是试图将其作为一个考察的样本，客观地、全景式地呈现于诸位面前。这样一种呈现不仅是学院艺术的一次集体展现，更显现了视觉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所碰撞出的多元价值的可能性。



　　对于艺术创作实践类博士招生的合理性与价值，从新世纪开端的设立之初直至今日，相关讨论与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仍在延续。关于艺术实践类博士甚至艺术类博士学位的设置，社会各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并成为一个愈发难以回避的话题。如今，艺术创作实践类博士已有数批毕业生获得学位，走上教学创作的工作岗位，他们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轨迹。本次展览作品的多元风格，共同标示了学院式的严谨和个人面貌的差异，或许也可以促动我们对于艺术类博士的再审视与省思：在艺术创作界，“博士”学位是否既不应成为一个“金字招牌”或“护身符”，也不宜成为一个被“一刀切”式全盘否定的“靶子”。毕竟对于一个有更高追求的艺术家来说，对于知识的渴求、探究，对于大家名师的追随，和在校园里继续静心研习的机会，是每个艺术家都渴望的。因此在我看来，对于艺术实践类博士的身份认同，作为“博士”的艺术家，首先应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惟其如此，这样一个只有中国的学院教育所独有的学位与培养模式，才可能在价值观与审美标准多元而繁杂的当下显现出些许价值，才可能在一个长期的建构中实现其对于艺术创作和学院教育的推动力与贡献力。



　　关于学问与艺道的联系及其在一位艺术家身上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在艺术史上中国古代传统文人与画家的关系，以及西方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关系中，已经在诸多过往的艺术大家身上充分验证。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研究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也正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家所亟需的。诚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学习经历也并不必然代表一位艺术家思考的深度，或者说，“博士”的学历或头衔并无法必然性地证明一个画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具备知识分子的某些质素;但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反思态度与精神追求，却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应具备的人格。



　　本次展览的主题关乎“新知识分子艺术家”这一特定身份与群体，我们认为，一个所谓的“新知识分子艺术家”归结起来至少应具备以下三点精神特质：



　　首先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尤其在当下消费文化的时代语境中，面对后现代文化的去中心化、去精英化的趋向，是否具有坚持某种精英立场的自觉意识，决定着艺术家创作的基本走向。而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是这种精英意识的基础。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高度意识的团体”[1]，在各种社会文化领域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承担着相应的文化使命;尽管中国大陆学界对于知识分子与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关系屡有讨论和质疑，[2]但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已成不争的共识。当然，精英意识绝不意味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雅的“权力”，相反，深刻的挑战批判、有感而发的抒怀、睿智的表达方式，或是一种冷静客观的视角，都是其在不同语境中的表现。此次展览作品中不同风格的表现与尝试，及其潜藏的对于艺术的严肃而精谨的追求，都是这种精英意识的闪现。



　　其二，对于艺术创作本体的研究精神与问题意识。身兼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一方面，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本体规定性与形而下的媒材技法层面的探索，需要长时间的习得与体验;另一方面，要把艺术创作的本体属性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有机地融为一体，更需要艺术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摸索与苦寻。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可能陷入的困境，正如萨义德所担忧的那样，“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3]但无论如何，对于艺术创作本体的关注与钻研，仍然是一个艺术家直接面对并需倾尽心力的首要任务，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不同在于他们对待艺术创作本体的态度，能够游走于形而上下之间，并未倾其全力完全沉溺于纯技巧层面的实践，而是有意识地在作品表层的背后获得某种“技进乎道”的超越与升华，从中最大可能地寄托个体精神与社会关怀。



　　最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意识，仍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艺术家理应具有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基于这种人格精神所产生的对于当下事件与现象的求真意志与批判精神，以及对于“善”的社会伦理的自觉持守，乃是长久以来各个时代与地域之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典思想体系中儒家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视天下为一家”的君子人格，还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保持研究意识与求知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已经汇铸成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脉络。



　　同时，知识分子作为一群“生活在彼岸”的精神创造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语出《新约·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4]知识分子艺术家具有天然的双重属性，即一方面是超拔于尘世的观察者，一方面又出自于国族民众与社会秩序中。如本次展览中的作品题材，有的关注青年一代自身的生存状况，有的针对浮华躁动的当代消费社会，有的试图在山水花鸟的古典精神中寻觅现代表达的可能，有的直接将视角投向现实社会的平凡民众与弱势群体。这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注与反思，都来自于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所特有关怀意识。



　　俯仰游心，文脉丹青。无论是“聊写胸中逸气”的个人抒写，“下笔使有万卷书”的文人气象，还是以艺术创作实现“兴观群怨”的社会关怀，新知识分子艺术家不应止于表层上兼具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双重身份，同时还应在主动回归艺术创作本体的同时，自觉葆有一种独立而省思的精神信仰，一种对于周遭世界的批判意识与悲悯情怀，从而切实回应时代的主题。否则，如果单方面的陷入艺术家身份学历的鉴定，或是学院派图像模式的判断，一切有关于“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判断和阐述，都可能会沦为一个轻松而空泛的伪命题。



　　注：



　　[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46页。



　　[2] 参见李泽厚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讨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51-260页。



　　[3]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4]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