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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壁画艺术，源远流长。在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各地就盛行画壁。秦汉以后，各处殿廷、宫苑、郡府、宅第以及坟墓几乎无处不画，形成以画成教化的风气。艺术长河，愈演愈盛，到了唐宋特别是附丽在寺观建筑上的壁画，其规模和水平，都达到空前的繁荣。这一现象是全球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
隋唐封建经济上升繁荣，特别是人唐以后，工农业发展，国势富强，文艺繁荣。壁画伴随政治和宗教的需求，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在关中、河洛、西蜀、江南各地兴建了许多宏大的佛寺道观，在那里经常举行“道场”、“俗讲”等群众性活动，吸引着广大市民。当时的诗人、画家甚而国君、公主们也都前来做客游乐。在此背景下，住持和善男信女都愿以重金罗致画家依照经文在殿室壁大画“变相”，画家也乐于投身这竟比高低的艺术活动当中。寺观不仅是传教的场所，同时也成为长期固定的画廊。据《大圣慈寺画记》、《成都古寺名笔记》诸书记录，在洛阳、成都、镇江诸地到宋代还保留着古壁画八千五百二十四铺，其中包括卢楞伽、张南本、孙知微等名家的手迹。这已是经过公元845年“会昌灭法”以后的残况。至于有唐三百年当中的盛况，就可想而知了。
根据《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益州名画录》诸书不完全的记载，这时期有名可传的壁画家就有一百一十四人之多。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展子虔、郑法士、阎立本、薛稷、李思训、吴道子、王维、周防等；也还有道士张素卿，和尚玄畅、迦佛陀、师奴；也还有画行中的高手匠师王陀子、王耐儿、张仙乔、潘细衣、毛婆罗。从作者身份看，上自宰相将军，下至工匠僧侣；从艺术特长来看，擅长人物、山水和花鸟的都有。不少画家毕生从事于此，像大家熟知的“画圣”吴道子一人一生就在长安、洛阳、汴梁、凤翔、曲阳等地画了三四百铺。他所独创的以线描为特点的“吴带当风”的画风，博得古今佳评，形成我国影响深远的大画派。从当今艺术界盛称的《朝元仙仗图》和徐氏所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可以明显地感觉画圣的脉搏。
唐壁画的内容题材，宗教、政治、市俗兼头并进，百花齐放。从表现手法上看，既有以线为特点的“白描”，也有以色胜墨的“大刷色”，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水墨渲染”、“浅绛”；有“疏体”，也有“密体”；有出水感觉的“曹家样”，有当风感觉的“吴家样”，也还有艳绮丽华的“周家样”。
中原地区唐代壁画多毁于“会昌灭法”灾难中，幸在西陲各地石窟中还可以看到它的美丽的面貌。保存在莫高窟中的初唐窟有四十个；盛唐窟八十个。其中第一七二、一三○、二二○、三三二诸窟，精美绝伦，堪称代表，其内容水平风格达到历史的高峰。
沿至宋代，卷轴画为宫廷、士大夫所宠爱，画壁的风气有所减弱。文人们竞于诗情中求画意，这一强体力的艺术劳动，成为民间艺人们的职业劳动。，他们多依世传行会间的粉本作画，创造性受到一定的局限。
北宋几个皇帝崇尚道教，于是道观林立，道画也就风行各地。例如作于公元1008年的《玉清照应宫壁画》，应征参加的画工达三千人之多，后由武宗元(白波人)、王拙(河东人)、张防(汝南人)等百余人集体完成，画出道教所宣扬的“五百灵官”、“天女朝元”，气象雄伟。它与吴道子在洛阳北邙山老君庙所绘《五圣千官图》，莫高窟第一五六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前后东西相互媲美。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中华书局复印《朝元仙仗图》和徐悲鸿氏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何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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