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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勇
儒家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一、儒家文化的元典精神
儒家人文精神的元典，学术界大抵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人文”一词即出于此：“天文也(王弼注：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
化”，而“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了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2)这番话
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
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易本义》)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文言》)，“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孟子集注》卷4)，使受教育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朱子学归》卷23)，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子小学集解·小学书题》)。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孔颖达在疏中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就使儒家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
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工夫。
由“人”——“止”——“化”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内在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人”是本体，“化”是工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达到“止”的境界，天人就能合一，天下就能化成。然而，这种“止”的境界的达到，又离不开“化”的工夫，惟有化育，才能既尽人之性，又尽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与人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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