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兔寓言——袁文彬的哲学问题

美国著名的艺术史论家阿瑟·丹托在其《艺术的终结》一书序言中提到了两个艺术史事件：一个是在纽约文化中心举办的一次概念艺术展上，一件陈列的作品由一张普通的桌子和摆放在它上面的一些书构成，这些书是分析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艾耶尔、莱辛巴赫、塔尔斯基、罗素等人的著作。丹托期待理解的是，艺术家的这件作品究竟是寓意对哲学的尊重还是轻视？另一个事件发生在1964年，纽约的斯特布尔画廊举办了一个展览，它由安迪·沃霍描绘布里洛牌除垢钢丝绒包装箱外形的一系列作品组成，由于作品和实物高度相似，困扰丹托的问题是：为什么安迪·沃霍的作品是艺术品，而布里洛除垢钢丝绒包装箱却不是艺术品，艺术和现实的区别究竟何在？

事实上，在丹托观察到上述两个事件之前约50年，也就是在1917年，杜尚将其从超市购买的一个现成的男用小便器，定名为《泉》，放置在美术馆。这件作品后来无可争议地被众多批评家评定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它掀起了一场艺术革命，不仅影响了自安迪·沃霍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当代艺术发展，而且构成了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史的挑战：何为艺术？艺术何为？在丹托看来，艺术史的内在演变使杜尚的“问题物品”成为历史的可能时，艺术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哲学成为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艺术在巨大的宇宙历史范围内就不再有历史使命了，艺术的终结成了历史的终结的象征。

基于艺术和哲学古老而又复杂的关系，本次展览具有双重的哲学定位，一方面是艺术家袁文彬通过“虎兔寓言”的方式呈现其对时代问题的终极性思考，另一方面是期待哲学家的介入而对艺术家提出的“哲学问题”予以回应。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史，哲学缺位已久，哲学家的知识建构和思想建构亦缺乏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艺术和哲学互为“缺场”的局面应该被改变。本次展览或将启动一个时刻或成为一个艺术史事件：重温丹托预言的哲学对艺术的“审判”或“剥夺”（disenfranchisement），把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同询问“没有艺术的哲学是怎样的哲学”这一问题相提并论，为重建一种新的艺术哲学提供来自于中国艺术家的经验与理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