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美院初建后的第一批学生，李宏仁先后受教于徐悲鸿、蒋兆和、彦涵、李桦等诸先生。研究生期间，李宏仁受命于李桦先生，开始研究石版画这一崭新学科，之后开创了新中国第一个石版画工作室。对于石版画及其教学体系的探索，李宏仁经历了长达40年的摸索与实践，为新中国石版画创作和教学体系的建立，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是我国从事石版画研究、创作和教学工作时间最长的先导。
李宏仁是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绘画系毕业的高材生，并留校任教。由于他优秀的素描技术，他的主要任务便是在新成立的版画系负责建立石版画专业教学。
建立石版画专业谈何容易，学校又调来一位石版技工李勤，他们俩跑遍北京地区倒闭的石版印刷厂，去收购人家废弃的石版和印刷机运回美院，真是白手起家。他自己又要翻书自学磨石版、制作腐蚀石版印刷等技术，最后画出、腐蚀出、印刷出石版作品来。搬石板、磨石版以及石版印刷一系列的工序都是体力活，尤其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他是真遭了罪，身体缺营养，患过浮肿病。
他性格内向，一直是默默地闷头实干。可以说中国的新兴版画运动进入学院教学，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的版画系属首例，石版教学也属首例。李宏仁理所当然是石版教学在中国的始创者。
石版专业在当年课程安排不多，选修者也不多，他却成功的培养出了吴长江、文国璋这样优秀的石版画专业的研究生、著名画家。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当今物欲泛滥，人情淡薄的环境下，李宏仁教授绝对属于清贫知识分子行列，他没有条件出版自己的画册，然而可喜可颂的是，他的学生文国璋出资为恩师出版了一本既精又美的大画册。这太难能可贵了，深深地安慰着病魔缠身的李宏仁。
“文革”中美院造反派闹得沸沸扬扬。版画系中，老教授们大都属于被整的对象，年青教师与学生们一起属革命造反派。中年的我和庞涛、李宏仁也成立了一个战斗组，显然我是打头的，李宏仁跟着我没少挨造反派的批判。
李宏仁有一股钻劲，他对创建石版工作室一钻到底。谁也不会想到，他对演出和戏中的角色也是倾心专注。比如1953年，他们毕业班由蔡亮牵头组织表演一出“大马戏团”，他装扮与他平时为人、作风反差极悬殊的小丑，贯穿始终，精彩至极。1962年我在美院负责导演一出小话剧《箭杆河边》，主要演员由青年教师担任。毛风德、李元珍两个学生参演儿童角色，李宏仁演地主。化装、人物设计全由他自己去完成。也是精彩至极。被观众评价为：演技绝对超过“人艺”的演员。
“文革”时李宏仁被下放石家庄军垦农场劳动改造。青年教员司徒兆光负责组织演出木偶戏《智取威虎山》这一革命样板戏。李宏仁负责演座山雕。他把手上掌握的木偶座山雕和他在后台演出的自己相配合，也是演活了座山雕，被称赞不已，让人佩服。
“文革”后他曾去英国进行交流活动，我感觉他泡在石版工作室的时日很多了，都是为了将浪费掉的日子补过来。1980年，我离开了版画系，负责另一个新创的系，失去了相处的条件。1983年我去美国探亲，在阿肯色州小石城，我认识了黑人石版画家史密斯（A·J·Smith）与他后来相交，并互赠作品。当时在我心里完全想的是李宏仁的石版专业，因为史密斯的作品大多是表现他的黑人生活，而且写实技巧纯熟，艺术处理十分独特，我相信李宏仁一定喜欢。回国后，我即将两幅史密斯的石版画送给李宏仁，一幅是《祖孙》，另一幅是《童年》。他那么认真地用放大镜观察其制版效果和印刷水平，高兴地一再谢我说：“对教学参考很难得！”当然我也欣慰。
前几年中央美院展览馆展出他的作品，他坐轮椅来参加开幕式。我也出席了，看着他的一系列石版作品，再看看他那瘦弱的身体，我不能不对老同学（我比他高一届，1952年毕业）、老同事、老同行（我的几幅石版画作品都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说几句话，其中我说：“李宏仁先生是我校版画系的功臣……他的身体多病，我看都是被那些大石板压累的……”我们相对落泪。
我90周岁，他比我小两岁。还记得文国璋为他出的大画册是由我题写的“李宏仁画集”几个字，他来电话说：“你写的字真漂亮。”李宏仁走完漂亮的一生！
安息吧，我的老同学。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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